萬延二年二月（1861年），乃辛酉革新之年，故改元“文久”，其語出自《後漢書•謝該傳》，取“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之意。
也就是說，當時京都小朝廷已經有了武力攘夷的決心。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十一日家茂與和宮大婚後，如何公武合體、進而怎樣武力攘夷，這兩點就成了幕政的重中之重。
公武合體也還罷了，但關於武力攘夷，其實小朝廷和幕府的觀點是大有差異的：
扶桑皇帝和大多數公卿，想的是將西洋人徹底趕走，將扶桑重新變成王道~樂土；
而幕府對西洋諸強了解頗多，知道一口吃個胖子不現實，因此隻是期望“收攏人心、整頓武備，然後遏製洋人得寸進尺而已”。
這兩者的觀念差距如此之大，自然為公務合體一事埋下了隱患。
但在文久二年（1862年）時，這公武合體的前景看起來還是蠻不錯的，幕府重臣們都在為此積極謀劃。
而此時的西洋諸強，全都被1861年4月爆發的米人南北之戰所吸引，哪還有心思關注遠東偏遠島國的內政，因此扶桑諸使節沒啥壓力，粗心之下也並未發現此時的異樣。
和曆三月二十八日，將要離任的米人公使哈裏斯，在老中安藤信行的安排下，拜見了新任公方樣家茂。
按理說，將軍新任後接見外國使者，這是題中應有之意。
可問題是，造成幕府如今權威大降的禍根就是開國通商，而安政五年（1858年）的第一份通商約定就是哈裏斯一手促成的，此人是罪魁禍首啊！
因此事後有人彈劾安藤，認為其“欺主媚外”，結果好麽，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被罷免。
直到此時，老中首座久世廣周才愕然發現，中樞對他和安藤不滿的人居然這麽多！
人貴自知，既然雲“貴”，那就是難以做到了，因此久世、安藤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落得如此下場，基本上可以用“眾叛親離”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