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白主鬆平家的筆頭家老，直秀有家祿萬石，身上還掛著一個官位——從五位下安房守，可要參預幕政啊，如今還是老貓嗅鹹魚，嗅香、嗅香（休想）啊。
因此，他隻能通過操縱或者慫恿他人來達到目的。
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扶桑全局如今是怎麽演變的，這個總要搞清楚先。
根據北地眾人的分析，如今這文久二年（1862年）的時局動**，既可以說是幕府自作自受，也可以說是形勢如此以致大勢難違。
說幕府自作自受呢，源自其應對不當：
雖然自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來訪起，德川本家對外表現軟弱，就引起了民間和諸多諸侯的不滿，但直到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這種不滿更類似於抱怨，“怎麽就不聽我的呢”。
說實話，這種抱怨也就是痛快一下嘴皮子，根本不敢也不會與幕府權威直接對立——當然了，攘夷旗幟齊昭是當麵噴人的，但他當時也是噴完就算了，就算搞點小動作，那也屬於普通政爭的範圍。
可當年六月，扶桑與米人簽署了正式的通商約書，這件事將爭鬥升級了。
其實簽就簽了，當時整個扶桑對開埠的後果還沒啥深刻認識，都是假設、假如而已。
可當時的幕府執政 “大老”井伊，千不該萬不該，他不應該獨走——好歹你和大家打聲招呼啊，這麵上過的去，也許後來的形勢就會緩和的多。
但這也屬於事後諸葛亮，就齊昭那個強脾氣，不見棺材不掉淚，甚至可能見了更來勁，所以商量估計也沒啥用。
可治政的大部分奧妙就在於巧妙的妥協，這大老井伊先冒險掀了座卓飯台，好麽，反正扶桑是分餐製，你掀了我的，那我——我就算了。
當時井伊處分了齊昭一係，齊昭等人也暫時忍了，本來事情可以到此為止，然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看熱鬧的不嫌事大，京都小朝廷當年八月一封戊午密敕，就把火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