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一條約5米寬的小路，兩邊都是竹林。往裏走了四五十米，眼前豁然開朗。是一個足球場大小的綠草坪，兩邊是紅色的圍牆，在草坪的對麵有一棟長方形的五樓高的灰白色建築。草坪邊上有個綠化工人，騎著灑水車，正在給院內的植物澆水，他往這邊看了一眼，然後又埋頭幹自己的事兒去了。
我穿過草坪，按照門衛的指示，沿著一樓的邊緣走，在頂頭一間開著的房門上看到了“院長室”三個字。我敲敲門，一個男人從裏屋走了出來，“你好！”對方操著生硬的中文，居然是個黃發碧眼的外國人，看上去四十多歲。
“你——好。”我愣了一愣，把hello收了起來，轉而改成中國式的問候，伸出手去，“我是閆磊的同事。”
我和他握了握手，從力度上判斷出，他對我的到來既不熱情也不冷漠，隻是恰到好處。我用了同樣的法子，他對閆磊想必也是有印象的，我還準備好了一套他問我要工作證的說辭，但他提也沒提，把我讓到沙發上，倒了一杯水，問：“你是來找劉定偉的？”
“嗯。”我說道，“半年前，閆隊長來的時候，已經把大致的情況跟你說過了是吧。我就不再贅述了，這次來主要是再了解點情況，案子有了點新眉目。”
“就你一個人？”院長的中文不好不壞，意思是表達清楚了，但我搞不清他這麽問是因為客套，還是懷疑。
“也不是什麽重要的線索，其他人都在忙著別的事兒，我正好在附近辦事，所以順帶過來拜訪一下。”
“原來是這樣。他是個可憐的人。”院長的態度依然保持得不溫不火，隨即歎了一口氣，像是對劉定偉充滿了憐憫。
對於兩度造訪此地的命案刑事警察，他難免有些排斥的吧，我看了看袁建國，身材微胖，慈眉善目，很適合他的身份。畢竟我們的理念不同，他們努力為人們活下去找到一個理由，而我們恰恰相反，隻有當一個人的生命終止之後，才會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