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印對於“3·19”案最新的側寫分析，大概透露出這麽幾個重點：案發當年凶手年紀在20歲至40歲之間；被害人類型為長時間獨自居住的老齡婦女，凶手在這樣一個群體中選定被害人不是隨機的，凶手與被害人乃至被害人群體，在現實中可能存在某種關係；絲襪因素存在於案件中不是必須的，凶手本身並沒有戀絲襪情結；“蝴蝶結”代表凶手的身份。
這份報告同時延伸指出了韓印對當下的“4·23”案的判斷，他更傾向於是模擬作案——該案中，凶手對於被害人類型的選擇是沒有問題，但選定方式與“3·19”案大相徑庭，綜合案情以及王阿姨提供的線索，可以看出他大致的方式是：在路上鎖定相關類型的目標，並進行尾隨跟蹤，出於謹慎原則，他不會在路上與其搭訕，也不會在目標人物進入家門的一刻采取突然襲擊，他會以煤氣公司檢修工的身份誘使目標人物打開家門，在入室之後通過觀察確定目標人物係單獨在家，才會采取攻擊行動，也就是說，選定目標的方式是隨機的，雙方在現實中不存在任何交集。
當然，最具有鑒別意義的，還是穿插在案件中的“絲襪”因素。技術鑒定顯示：凶手第二次作案使用的絲襪絞索，是在打暈被害人之後在其家中搜到的。他想刻意表達的無非是絲襪對於凶手在整個作案過程中的重要性，他對於“3·19”案凶手的認知與大多數人一樣流於表麵，認定其為一個戀物癖，也恰恰因此暴露了他的偽裝。就像韓印先前多次提起的那樣，凶手在犯罪過程中偽裝動作越多，其實越有利於辦案人員洞悉他人格的本質。至於他在作案中的其他動作，都是在模仿前案的前提下做出的，對側寫其本身的背景並沒有多大價值，但不可否認，他熟悉案情所有細節，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追查的方向。這就又回到了案件初始調查麵臨的困境，到底還有誰能窺探到被警方嚴密封鎖的案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