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了，作品也隻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裏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地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介紹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Ｎ.Ｇ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Ｆr.Ｎ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Ｚ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麵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地留著安特萊夫（Ｌ.Ａ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麵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麽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刹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