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人家眾多的大院裏，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俄式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就聽慣了教堂的鍾聲。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成溫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因生活所迫，隨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築工人。他轉折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餘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個中國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豐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一九五六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後，與父親團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見我們捧著一本什麽小說看，他就生氣。看“閑書”是他這位父親無法忍受的“壞毛病”。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裏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糊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新中國成立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親與父親不大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於社會的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父親是將“過日子”的每一樣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看得很貴重的。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麵。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