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不斷擴大，沿海人員紛紛內遷，各種思想和意識流派也隨之進入內地。不同的政治勢力相繼登台亮相，使貴陽這座後方山城也變得空前熱鬧和複雜起來。
以省主席吳鼐臣為代表的中央派係勢力進一步加強，沉重打壓了以王光華為首的地方軍閥勢力。後者並不甘心失敗，除了努力加強己方勢力對省城貴陽的控製，還積極轉變策略，企圖通過光燦企業公司，把觸角和影響力向地方延伸。這嚴重影響了中央派係勢力在黔省的政治和經濟基礎。而國共合作的政治形勢，讓共產黨的活動變得合法化，除了第十八集團軍駐貴陽代表，延安方麵已經知會省政府，將把原來從貴陽撤出去的幹部派回，重建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以加強對貴州共產黨活動的領導，積極宣傳抗日新主張。
延安方麵的這一要求，令吳鼐臣十分頭疼。僅一個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就已讓貴陽變得複雜化，許多學校、文藝團體或多或少都受到他們的影響與控製。
由於抗戰之初國民政府在抗戰策略上的失誤以及宣傳上的被動，國民政府一度被視為對日妥協，受到廣大愛國知識分子的批評。盡管蔣委員長後來發表抗日演講，卻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人們業已形成的看法。
另外，在東北問題上，蔣介石曾向張學良發布了不抵抗命令，與共產黨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形成鮮明的對照。抗戰開始後，盡管廣大愛國將領、國軍官兵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殊死抵抗，國民政府也先後組織了一係列大會戰、保衛戰，得到全國民眾的積極支持，掀起了抗戰新**。但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國民政府以撤退代替了防守，以避戰和保存實力代替了積極尋找殲敵戰機。此種戰術對於避開日軍鋒芒，保存國軍實力，堅持長期抗戰，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避戰而不是決戰，撤退而不是進攻，對於鼓舞戰鬥士氣，激發民眾抗戰熱情，起到的卻是消極作用。更何況在撤退過程中，國軍組織混亂，軍紀不嚴明，使一係列有計劃的撤退變成了潰敗。潰兵淪為土匪，禍亂地方，嚴重損害了國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