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帶著，整個朝堂的風氣夜有所改變，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商務上的事情，對工商業的發展更為上心了。
最開始的時候，還有些大臣對市貿司可以掛靠在政事堂有所非議，可現在沒一個人有這樣的非議了。
無他，這樣一大筆錢，就算不考慮貪腐等問題，隻看事權格局，就不可能放到其他部門。
比如放到戶部，那戶部的職權隻會猛增，帶動著整個六部之間的權責再次出現不平衡。
有時候，同一檔次的部門之間差距過大，也並不是什麽好事，這也是李恪當時要把科舉考試從吏部的職權中剝奪出來的原因。
不過多出來這一筆錢，李恪隻想把它投入到基層建設中，皇權要是不下鄉，那這個朝廷的統治，就如同無根之木。
壓根談不上對國家進行有效統治，好在現在的李恪夠強，已經削平了一批士族和鄉間豪右了，否則這事做起來會相當難辦。
李恪也曾經算過了，如果想要讓皇權下鄉，每年朝廷大概會增加一千萬貫的財政支出。
這樣的指出，對於現在的大唐來說並非不可接受，畢竟大唐一年的賦稅能達到八千萬貫，這還是手工業和商業剛剛開始發展。
隨著時間越往後，鄉間小吏的俸祿占比隻會在大唐的歲收中的比例越來越低。
隻要能夠盡量維持大唐的稅收製度不崩潰，這件事就毫無壓力。
類比一下，後世的宋明，那就嗬嗬了。
皇權被壓製的厲害，朝廷壓根管不到下麵的鄉村，至於原因也絕不是因為沒有錢。
宋朝大概是因為士大夫力量太強，生怕朝廷剝奪了他們對地方的治權，至於明朝，那純粹是因為收不上來稅。
從一開始，明朝就是一個很窮的王朝，越往後，吏治越敗壞，而且士大夫的力量也在不斷增長，就更加難以做到這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