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許多皇帝都主張禁酒，但是，以乾隆帝力度為最大。他即位伊始，便著手禁酒事宜。
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接到內閣學士方苞的上書。方苞在奏疏中說道燒酒的危害是“耗民財，奪民食”，方苞還提出嚴禁燒酒的做法：“禁造燒曲，毀其燒具”。乾隆帝讚賞方苞的建議，發布諭旨道：“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夫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者，則莫如燒酒。”
乾隆帝看得很清楚，釀造燒酒，會浪費大量的糧食。所以，從乾隆二年（1737）五月開始，朝廷下旨，嚴禁釀造燒酒。可是，禁酒令剛一下達，立即有人抗旨上書，反對禁酒令的頒布。首先是左都禦史孫嘉淦，他認為，永禁燒酒“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他的理由是燒酒用高粱等粗糧釀造，而黃酒用米麥等細糧釀造。燒酒價廉物美，黃酒價貴而耗糧，禁燒酒導致粗糧棄舍無用，進而導致民間轉造黃酒，所以，禁酒令弊大於利。
孫嘉淦言之鑿鑿，居然有大員響應，兵部尚書訥親立即上書，對孫嘉淦表示支持，他說釀造燒酒應該“照舊奉行，並除酒稅”，不但要繼續釀酒，還要免除酒稅，等於朝廷支持釀造燒酒。
這時，直隸總督李衛也參與辯論，他主張，在歉收之年，糧食短缺，一定嚴禁釀造燒酒；而在豐收之年，則沒有必要概行禁止。河南總督尹會一認為，不可一概而論，對那些以釀酒為生的人要嚴厲打擊。陝西巡撫張楷、山西巡撫嚴瑞龍等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乾隆帝思慮再三，最終頒布諭令：富商凡是廣收大麥高粱、肆行踩曲、大開燒鍋者，嚴行禁止；違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責一百，再枷號兩個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員每出現一案降一級，失察三次者降三級，隨即調用。這個諭令隻禁止那些以買賣酒為業的富商，對民間用於自己消費的燒酒則不嚴行禁止。這就比較科學了，即禁止了大量釀造燒酒導致的浪費，又滿足了北方多數民眾的飲酒需求，是一個比較科學的禁酒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