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經濟問題極為嚴重的泰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莫裏斯·戈爾茨坦的警告毫不在意。泰國在東南亞各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在當時是最高的，同時政府對金融的監管力度也極低，國際資本出入比較自由。如此一來，市場規模開始無限地被擴大，而且經濟也開始趨於不理性，泰國的經濟泡沫也開始急速增長。不僅如此，泰國的國家銀行還將從其他國家流入的大量貸款投入到了一些熱點行業（比如地產業），從而使得泰國品嚐到了外圍資金大量進入的甜頭，致使其放寬了金融監管的力度。由於其資本的利息比較低，所以導致他們毫不珍惜地將其肆意揮霍。當時，其項目逆差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8.2%，這與5%的國際警戒線相比高出了許多。顯然，在該組數字上就可以看出泰國經濟的增長是不符合常理的。由於呆壞賬的量比較大，同時借款結構又不正常，導致泰國銀行的肩上擔起了“巨擔”，其壓力使得泰國銀行有口難言。也就是說，這一階段泰國銀行根本沒有能力去償還其他國家的短期借款。就這樣不斷地惡性循環，使得各種矛盾越發尖銳，甚至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雖然致使泰國上層經濟政策出現偏差的原因眾多，可是，這其中較為關鍵的一點是，對於香港回歸中國後的形勢嚴重錯估了。在他們看來，香港回歸之後，“自由港”的優惠政策就會消失，進而致使其在亞洲喪失掉重要的經濟地位，而能夠取而代之的就是曼穀。因而，接下來他們又實施了更寬鬆的金融政策——經濟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大，金融監管力度進一步降低，同時大力推動經濟的自由化。
這樣的金融漏洞，對索羅斯而言無疑是一次有利的投資機會。毫無疑問，他是不會將此機會丟掉的。此時，他很清楚，自己精心研究的“炒家理論”該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