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
卓別麟127並不曾給人們以新的驚異，《摩登時代》使我們那些“淺薄的高明者”眩目的地方隻是在於它采取了一個“摩登”的題材，事實上是已不新異了的對於機械文明的“諷刺”。卓別麟本人頗有一些詩人的素質，但我們的批評家們要尊他是一個思想家時，卻未免揄揚過當了。
《摩登時代》中觸及了工廠的科學管理、失業、窮困、法律與監獄等等東西，也輕輕地借用一個共產黨暴動的場麵畫了一幅諧畫，但在本質上和以前的作品並無不同。如他自己謙恭而老實地所說的，《摩登時代》是“專為娛樂而攝製的”，這中間並沒有什麽“思想”的成份，而且他也絕不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同路人，而且我們也不希望他這樣，因為我們的卻利如果要革命，那他必得拋掉他的可笑的帽子和手杖，改正他那蹣跚的步態，這樣無異於說，我們將不再欣賞到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流氓紳士，而那正是我們所要欣賞的。卓別麟的貢獻隻是描寫了我們這世間一些有良心而怯弱可憐被人欺侮的人的麵容和他們的悲哀。他自然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但我們不管他這個，我們受他的感動隻是因為他那種可以稱為藝術的pathetic128的筆觸。
但我們的批評家們卻因為他在最後所說的兩句話“Let's buck up，we'll get along129”而以為他具有“前進的意識”，思想上有了進步了。如果這兩句話並非不過是兩句機械的時髦話，如我們中國的“尾巴主義者”一樣（中國的電影製作者們往往歡喜在結局加上一條光明的尾巴，如參加義勇軍之類），那麽也不過是兩句聊**藉的話，誰都覺得它們是多少無力。藝術家和商人市儈（在近代這兩種人並無衝突）的卓別麟是一個成功者，但銀幕上的卓別麟則永遠被注定著失敗的命運，即使是藝術家的卓別麟自己也不能把那種命運改變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