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詭計
我大概有兩年多沒有給《新青年》雜誌寫過一篇小說了。我覺得應編輯之約，向“我的讀者”發出呼籲多少有些滑稽。因為所謂“我的讀者”，在這本雜誌裏恐怕已經所剩無幾。
這是由於我對於寫偵探小說已失去了自信，或者說我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可以拿出來給專業的偵探小說讀者看了。考慮到本人極端懦弱的性格，估計今後也不會恢複這份自信了。但是，近來我稍稍改變了對於偵探小說的看法。
我曾經期盼舊偵探小說猶如黎明前的幽靈般消失不見，代之以更加適合新時代的不同形式的偵探小說。放眼廣大的文藝界之後，我認為偵探小說將迎來這樣的轉型期。
然而，這很可能是我的誤判。《新青年》上登載的諸多文章，雖說整體上都在與時俱進，但構成其中一部分的偵探小說與傳統的作品相比看不出有明顯的變化。近來的偵探小說專欄，的確是篇篇優秀，可從中卻找不到能稱之為“新”偵探小說的作品。
去年度的新人海野十三先生連載的短篇，無論是其科學性的題材，還是其熱情、引人入勝的風格，都堪稱近年來一大快事。還有穀崎潤一郎先生的長篇大作，以前無古人的題材、勾人心魄的表現力，令讀者對每月雜誌的發行之日翹首以待。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我的創作欲。不過，這些作品也很難說是“新”偵探小說。
再看看歐美的偵探小說，無論是美國的範·達因，還是英國的威利斯·克勞夫茲，近年來出色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人的讚頌，也是憑借其作品中呈現出作者豐富的經驗、對偵探小說的傾慕、真誠奇巧的構思以及精妙的文風，絕非“新”偵探小說之故。
在偵探小說界，在詹姆斯·喬伊斯出現之前，我們或許一直在傳統偵探小說的範圍內，為盡可能寫出優秀作品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