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江評論》要組織關於 《雲中記》的討論，丁帆兄要我也來參加。
新書剛出的兩三個月間，四處站台推銷。每回都要向讀者宣講:題材、動機、意識等等，實在是談得太多了。現在提筆，不知道還可以談點什麽。一部小說創作的過程，並不是每一處都想得清清楚楚，行文中也還想留下些未盡之言，實在經不住作者自己一談再談。酒中糊塗答應的事，醒轉了就後悔，何況這回答應的還是筆談，真是躊躇再三。
推廣新書時與讀者談的，總是在他們感興趣的事實與意義方麵，會有蘇珊·桑塔格所批評的隻從社會學意義上 “過度闡釋”的毛病。這回筆談是專家參加的，似乎可以避開總是揭示意義那種路數。在書店促銷，作者和讀者互動，未必會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樣，把讀者的興趣在適度的意義尋求後，導向審美方麵。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作者會被讀者引導，從一種意義到另一種意義，直至找不到新意義後還要努力去尋求生發。
《雲中記》作為一本以巨大災變為背景的小說，當然會有大量的死亡書寫，自然也就會在有關生命有關靈魂方麵多費些筆墨。但這些筆墨並非西方文學中那種純粹的哲學性或宗教性的追問，而是基於一種強烈的情感需要，不願意一個個生命隨著肉體殞滅就失去全部意義。但和讀者的討論有時會變得像煞有介事的通靈課程。
G和讀者也會討論到小說中所關涉的人與自然關係的話題。地震題材的小說，當然不可能逃離人與大地的關係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往往，話題又會被誘導往環保生態這樣的當下議題。我並不是說，這樣的討論就是沒有意義的。但過於應景的環保生態議題，又脫離了關於人必須止於依照自身構造規律運動而造成災難的大地這種宿命性的感受。正如我在小說的第三則題記中所說:“大地震動，隻是構造地理，並非與人為敵。大地震動，人民蒙難，除了依止於大地，人民無處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