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史學發生關係，還遠在八歲的時候。我自能讀書頗早，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綱鑒正史約編》，為我講解。先母無暇時，先姊頒宜（諱永萱)亦曾為我講解過。約講至楚漢之際，我說：我自己會看了。於是日讀數頁。約讀至唐初，而從同邑魏少泉(景征)先生讀書。先生命我點讀《綱鑒易知錄》，《約編》就沒有再看下去。《易知錄》是點讀完畢的。十四歲，值戊戌變法之年，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八股既廢，先師族兄少木（諱景柵）命我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而畢。當中日戰時，我已讀過徐繼佘的《瀛寰誌略》，並翻閱過魏默深的《海國圖誌》，該兩書中均無德意誌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國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覺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鄒沅帆的《五洲列國圖》，讀日本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蔡爾康所譯《泰西新史攬要》，及王韜的《普法戰紀》；黃公度的《日本國誌》則讀而未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明年，出應小試，僥幸入學。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你以後要多讀些書，不該競競於文字之末了。我於是又讀《通鑒》、畢沅的《續通鑒》和陳克家的《明紀》，此時我讀書最勤，讀此三書時，一日能盡十四卷，當時茫無所知，不過讀過一遍而已。曾以此質諸先輩，先輩說:“初讀書時，總是如此，讀書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你讀過兩三千卷書，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有門徑。初讀書時，你須記得《曾文正公家書》裏的話：‘讀書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我謹受其教，讀書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記得，不過讀過就算而已。十七歲，始與表兄管達如（聯第）相見，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鍾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觀），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先生以考證著名，尤長於地理，然我間接得先生之益的，卻不在其考證，而在其論事之深刻。我後來讀史，頗能將當世之事，與曆史上之事實互勘，而不為表麵的記載所囿，其根基實植於此時。至於後來，則讀章太炎、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受其啟發亦非淺。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稱章先生為經學、為小學、為文學，以吾觀之，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核實之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