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來請時，即將這個標誌帶回，按著逝者的性別，分男左女右貼在喪家門首。待陰陽先生來到逝者的門首，根據標誌位置的不同，即可對逝者的性別屬性預先有所了解。一般情況下，陰陽先生多在喪家來請的幾個小時後前往。這樣做的用意，用陰陽生的行話說，是怕逝者的毒氣不能盡發”。其實，是擔心逝者未曾咽下最後一口氣而給對方家中帶來晦氣。待來到逝者的家中後，陰陽先生往往會先給逝者行禮，然後查看逝者的手相、頭臉和四肢，並查驗醫生開具的藥方，詢問逝者的死因以及幾時故去，最後據此開寫殃榜。在今人看來，恐怕陰陽生的這一係列行為，不免流於迷信與滑稽。不過，在古人看來，這一切卻是不證自明的。在傳統國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個喪葬活動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點置。因為殃榜不僅決定著逝者何時入殮、幾時出殯等一係列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關係著整個家族的前途與子孫的興盛隆替。如若生者在某個環節上與陰陽生所批示的殃榜相違背，那可麵臨著“重喪”（再死人）的危險。因此，老北京人對陰陽生萬分崇信。
也鑒於此，自清代始，政府開始賦予陰陽生以偵察民隱的責任。一般來說，如若陰陽生在開具殃榜前發現屍身有異，往往會拒絕開寫殃榜並上報官府得知。不過，相關資料顯示，陰陽生的法醫學知識往往憑經驗獲得，難免過於簡單。此外，政府要求其對官府與逝者負責的精神也很難得到認真的貫徹。在傳統的人情倫理以及錢財的**下，陰陽生有時睜隻眼閉隻眼，敷衍了事。在北京市檔案館塵封的檔案資料中，即有著多則這樣的事例。比如，陰陽生段清顯為家住在外右四區的薑文佐亡妻許氏開寫殃榜，其間發現許氏乃服毒自殺。見事有蹊蹺，段清顯遂想抽身離去。孰料薑文佐軟硬兼施，如若不開寫殃榜，休想離開薑宅。最後，段清顯百般無奈，隻得就範。顯然，如果此事不被警員察知，也就不了了之了。有清一代，沒有殃榜，逝者是不允許被埋葬的。到了民國初期，北洋政府則規定，殃書寫具後要帶至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由此可見，榜無異於一紙“死亡診斷書”。按老北京的習俗，殃榜寫成後大多攜至墳地焚化。因此，殃榜究係何等模樣，今人已很難一見。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仍然保存著幾張民國初年的殃榜。根據材質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種製作比較簡單，殃榜大小在一尺見方，紙質粗糙，毛筆批示仍清晰可見。還有一種則比較精致，有封皮，上書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二至第四頁，清楚地印有陰陽生的職責以及注意事項。在殃榜的最後，還有一張殃聯，是用於上報警署換取抬埋執照的。很顯然，後一種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統一發放的。兩相比較起來，後者雖然精致雅觀，但在收費上卻要明顯地高於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