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整頓內務府宣告失敗，並不能使我就此“停車”。車沒有停，不過拐個彎兒。我自從上了車，就不斷有人給我加油打氣，或者指點路標方向。
遺老們向我密陳恢複“大計”，前麵說的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後，像那樣想為我效力的人，到處都有。例如康有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兩父子，打著“中華帝國憲政黨”的招牌，在國內國外活動。他們的活動情況，繼續地通過莊士敦傳到宮中。徐勤寫來奏折吹牛說，這個黨在海外擁有十萬黨員和五家報紙。在我出宮前兩年，徐良曾到廣西找軍閥林俊廷去活動複辟，他給莊士敦來信說，廣西的三派軍人首領陸榮廷、林俊廷和沈鴻英“三人皆與我黨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對待反對黨也” 。民國十三年春節後，康有為給莊士敦的信中說：“經年奔走，至除夕乃歸，幸所至遊說，皆能見聽，亦由各方厭亂，人有同心。”據他說陝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貴州、雲南全都說好了，或者到時一說就行。他最寄予希望的是吳佩孚，說“洛（指吳，吳當時在洛陽）忠於孟德（指曹錕），然聞已重病，如一有它，則傳電可以旋轉”。又說湖北蕭耀南說過“一電可來”的話，到他生日，“可一賞之”。現在看起來，康有為信中說了不少夢話，後來更成了沒有實效的招搖行徑。但當時我和莊士敦對他的話不僅沒有懷疑，而且大為歡欣鼓舞，並按他的指點送壽禮、賞福壽字。我在他們指點之下，開始懂得為自己的“理想”去動用財富了。
同樣的例子還有“慈善捐款”。這是由哪位師傅的指點，不記得了，但動機是很清楚的，因為我這時懂得了社會輿論的價值。那時在北京報紙的社會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統帝施助善款待領”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根據報紙登載的貧民消息，把款送請報社代發，另一種是派人直接送到貧戶家裏。無論哪一種做法，過一兩天報上總有這樣的新聞：“本報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元……”既表彰了我，又宣傳了“本報”的作用。為了後者，幾乎無報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貧民消息，我也樂得讓各種報紙都給我做宣傳。以至有的報居然登出這樣的文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