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政治腐敗透頂，內憂外患頻發，百業凋零，民不聊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官者利用苛捐雜稅、吃拿卡要，敲骨砸髓，把人民折磨得饑寒交迫。美國代理公使何天爵(1844-1912)曾在中國生活16年，被稱作“中國通”。1895年，他在美國出版了《真正的中國佬》，不無感慨地寫道：“在中國，如果你看到十幾個大人和小孩子為了一堆牛糞而爭得不可開交，一點都不要覺得稀奇。”中國人幹得是牛馬活，吃得是豬狗糧，哪有希望！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滿清統治期間，二百多年裏，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無論是規模，還是頻率，都排在各個朝代前麵。挖心、剝皮、腰斬、淩遲，坑殺、屠城，清政府令人發指的血腥鎮壓，無所不用其極，卻不能阻止人民為了生存和尊嚴所作出的抗爭。鮮血一遍遍染紅大地，非但沒有讓不願做奴才的人們屈服，相反，卻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到了晚清時代，農民起義和革命起義聯袂登場，形成了新熱潮。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山爆發，席卷中國南方廣大地區，讓清政府大傷元氣；撚軍起義，縱橫於淮河兩岸，使清政府雪上加霜；孫中山組織、領導的廣州起義、鎮南關起義、河口起義、黃花崗起義等9次起義，如一記記老拳，把清政府打得滿地找牙，搖搖欲墜……
王亞樵不是個隨遇而安之輩，青春的熱血在他的胸膛日夜奔流、激**，初次科舉失敗，使他對功名再無興趣，他也不願意再像父輩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出晚歸難糊口，逆來順受做良民。
清末年間，江淮地區兵荒馬亂，李元甫（李鴻章的遠房侄子）在眾興集創辦了保安隊性質的團防局。眾興集位於磨店東北方，距離王小郢子不到10公裏，18歲的王亞樵不顧父母反對，隻身前往，被李元甫收留，當了司書，負責起草各種文稿。期間，他與同齡人王清泉、唐幼文、鄭紹成相識，成立“正氣學社”，希望同生死、共患難，幹出一番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業。四個人年輕氣盛，風華正茂，剃了光頭，整日遊走於肥東、壽州、定遠等地的吳山廟、梁園、撮鎮、響導埠一帶，十分紮眼，被鄉親們稱之為“四大和尚”。當時，掙錢不多，但庫房槍彈充足，隨便練習。“四大和尚”誰也不服誰，一有時間就到靶場，對準點燃的香火練習射擊，輸者請客。一年下來，四兄弟的槍法個個百步穿楊。隨後，王慶廷、王海卿等同齡人也前來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