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身處農村的小人物來說，成功的底線大約是“跳出農門”。就像出生農村的筆者一樣，從小就被父母灌輸莫要當農民的思想。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輩，在長期與貧困的鬥爭中，已經心灰意冷。他們已經無法離開農村融入城市，但他們不願意後代再重複他們的故事。
長期的城鄉二元化管理，造成了我國城鄉之間的巨大壁壘和差距。城鄉之間的人員流動，遵循“人往高處走”的定理，從來就是農村人往城裏擠。而如果有哪個城市裏的工人犯了錯誤（如違反計劃生育），則會被“貶”回農村作為懲罰。
劉永行四兄弟是令鄉下人羨慕的城裏人，都先後接受過高等教育，有著各自穩定的“鐵飯碗”。這幾個城裏人，居然自願“下放”到農村去，這在20多年前顯然是驚世駭俗的。最初提出到農村去創業的，是老大劉永言。1982年，在成都電機廠工作的老大劉永言提出兄弟幾個聯手養鵪鶉。劉永行便在陽台上先試養了幾十隻，並研製人工孵化器。借助於過去當無線電修配工的技術背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成功研製出了人工孵化器。
1982年年底，根據老大劉永言的建議，兄弟四人開始合辦育新良種場（希望集團的前身）。由於缺少資金，兄弟們不得不設法籌措。劉永行曾這樣回憶那時的艱難：當時，為了辦企業，我們四兄弟賣掉了手表、自行車和自己裝的電視機，湊了1000元錢。城裏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到農村去創業，到現在都不多見。劉永行兄弟幾人到鄉下去創業的行為，貌似逆潮流而行，實則是頗具眼光與智慧的決策。
每一波潮汐，都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可是，在這潮起潮落之間，或許就孕育了一場生命的大躁動，完成一次曆史的大跨越。劉永行的成功，與30年前的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正是百廢待興的一個黃金創業時期，城市裏有城市的創業機會，比如做劉永行一度想開的音響廠，但由於資金等問題無法解決而不得不放棄。農村也有農村的創業機會，例如農村的養殖業就正在以“專業戶”的形式登台亮相。劉永行兄弟利用自己研製的人工孵化技術來開發禽類育種市場，無疑迎合了當時急劇增加的“專業戶”對於禽類種苗的批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