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林肯說“世人都喜歡讚揚”，但我們在學習、生活、工作中，因種種原因誰都難免一輩子不受批評。這樣，我們就會麵臨一個問題——怎樣對待批評？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意思是說，特苦的藥往往是最好的藥，它雖然味苦，但有利於治病，別人的忠言也許有些逆耳，卻有利於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別人的批評就是苦味的良藥，逆耳的忠言，我們千萬不可小覷。如何對待別人的批評不僅可以體現出一個人的襟懷，還可以檢驗一個人的處世原則和綜合素養。
抗日戰爭期間，昆明接納了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沈從文等四方賓客雲集昆明，昆明出現了曆史上少見的文化盛宴，昆明的文化對中國科學與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來昆明的眾多賓客中，有一位賓客不被雲南人所歡迎，他就是被施蟄存稱之為“被雲南人驅逐出境”的李長之。他是山東利津人，曾就讀於北京大學預科，後就讀於清華大學，1936年留清華大學任教，1937年秋到昆明經人介紹到雲南大學任教。李長之是個才子，一天可寫一萬五千字左右的長文，外加兩篇隨筆，其專著有獲學術界高度評價的《中國文學史略稿》《批判精神》等。年少氣盛的李長之在來昆明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被雲南人驅逐出境”，是因其寫了一篇短文《昆明雜記》。《昆明雜記》在學術界一登台亮相，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了軒然大波，昆明人在《昆明雜記》中根本找不到恭維、誇耀昆明人如何熱情好客和雲南民族文化如何豐富多彩的字眼，也找不到讚美昆明的氣候如何好的文字，《昆明雜記》對昆明提出了指責和嚴厲的批評。《昆明雜記》惹得雲南人大為光火，“且事為龍主席所聞”，“據雲綏公署欲請去談話”。當時昆明大小報紙對李長之群起而攻之，“李乃大恐，或雲坐飛機離滇，或雲坐長途汽車他往”，三十六計走為上，實事求是提出批評意見的才子李長之不得不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