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想要表達自己的願望不斷加強。我使用的那幾個手勢變得越來越不足，而我不能使別人了解自己時總會跟著大發脾氣。我感到仿佛有無形的手在約束著我，我發狂地想要使自己得到自由。我鬥爭—並不是鬥爭有什麽用處，但是我身上的反抗精神非常強；一般來說結果總是大哭一場，徹底累垮。如果母親碰巧在附近，我會鑽進她的懷抱，傷心得連風暴的起因都記不得了。一段時間以後，對某種交流方式的需要變得如此迫切，以致每天都會有這種爆發，有時候每個小時爆發一次。
我的父母非常痛苦，不知道怎麽辦才好。我們住的地方離任何盲聾學校都很遠，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會願意到像土斯坎比亞這樣偏僻的地方來教一個既聾又盲的孩子。實際上，我的朋友和親戚有時候都懷疑能不能教會我什麽。母親唯一的一線希望來自狄更斯的“美國劄記”。她讀到了他關於勞拉·布裏奇曼[ 勞拉·布裏奇曼（1829—1889），最早受到成功教育的聾啞盲人之一。在波士頓珀金斯盲人學校學習。1842年狄更斯參觀該校，著文熱情稱道該校教育的成功。布裏奇曼後來終身在該校工作，在盲啞人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的敘述，隱約記得勞拉是盲聾人，然而受到了教育。但是她也痛苦絕望地記得，發現了教育盲聾人的方法的豪博士已經去世許多年了。他的方法可能也和他一起消亡了。即使還存在，這個方法又怎樣能使一個在阿拉巴馬州遙遠小城裏的小姑娘受益呢？
在我大約六歲的時候，父親聽說在巴爾的摩有一位極有名望的眼科專家，成功地治療了許多看來無望的病例。父母立刻決定帶我到巴爾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還有沒有什麽辦法可治。
我清楚地記得這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車上我和許多人成了朋友。一位女士給了我一盒貝殼，父親在貝殼上鑽了洞，好讓我把它們串在一起。它們讓我快活和滿足了很長時間。列車長也很和藹。他查票的時候我常常抓著他的衣擺跟著，他則在票上打孔。他允許我玩他的打孔器，那是個好玩的玩具。我蜷縮在座位角落裏，一連好幾個小時自得其樂地在薄紙板上打出有趣的小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