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會兒的克利希大街正是最熱鬧的時刻。隻要想象力豐富，你也許會看出過往的行人中不乏庸俗風流劇中的那號人物。行人中有公司職員，也有女售貨員；有仿佛是從巴爾紮克[39]的小說中走出來的老派人物；有依賴人性的弱點謀生的乞丐和妓女。巴黎貧民區的街頭總是熙熙攘攘，充滿了生機，叫你熱血沸騰，一顆心滿懷期待，不知會有什麽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你對巴黎熟悉不熟悉？”我問。
“不熟悉。我們度蜜月的時候來過一趟，以後就再也沒來過。”
“那你怎麽會找到這家旅館的？”
“別人介紹的。我要找一家便宜的。”
苦艾酒端上來了。我們神情鄭重地說著話，往正在溶化的糖上滴了幾滴水。
“對於我來的目的，我看最好還是坦率地跟你說了吧。”我不無尷尬地說。
他兩眼發亮，說道：“我就知道早晚會有人來的。埃米已經給我寫了許多信了。”
“那你該清楚我要對你說什麽了。”
“她的信我看都沒有看。”
我點了一支煙，好給自己一些思考的時間。我身兼重任，卻不知怎麽開口才好。先前準備好的一套雄辯的說辭，或哀婉動人，或義憤填膺，在克利希大街這種地方說似乎就不合時宜了。就在這時，斯特裏克蘭突然撲哧笑出了聲。
“你承辦的事情叫你作難了，是不是？”
“哦，我也說不上來。”我回答。
“聽我說，你不妨來個竹筒倒豆子，有話全說出來吧。說完，咱們這一晚上誰都輕鬆了。”
我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你妻子痛苦極了，這你想過沒有？”
“事情會過去的。”
他說這話的那種冷漠勁兒，叫我簡直無法形容。我感到激憤，但我竭盡全力掩飾住了內心的情緒，沒有讓它顯露出來。接下來說話，我就采用了亨利叔叔的那種語氣—亨利叔叔是個牧師，每逢他請求哪位親戚為候補助理牧師協會捐款的時候總是用這種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