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關係密切，這些年間，他承辦的所有案件中，隻有兩樁是經由我的介紹引起他的注意的——一樁是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另一樁是沃伯頓上校的精神失常案[2]。而對一位目光敏銳且獨具匠心的觀察者而言，後一樁案件或許能夠提供更加廣闊的用武之地。不過，前一樁從一開始就顯得古怪離奇，其情節跌宕起伏，充滿了戲劇性，因此，盡管它提供的空間較小，不能使我朋友一展其成果卓著的演繹推理方法，但它可能還是更加值得加以敘述。我相信，本故事已經不止一次見諸報章了，但是，如同類似的報道一樣，如果隻是把整個案件用半個欄目的文字加以報道，而不是把案情事實緩慢地展現在讀者麵前，抽絲剝繭，撥開迷霧，看到案情的每一步進展，最後廓清案件真相，那麽不會顯得怎麽驚心動魄。當時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盡管時間過去了兩年，但強烈的印象並沒有因此而減弱。
我下麵要簡要敘述的事情發生在1889年夏天，也就是我結婚後不久。我當時已經重操行醫治病的職業了，最後搬出了貝克大街，剩下福爾摩斯一個人住在那公寓裏。不過，我還會不斷去看他，甚至說服了他放棄自己那種波希米亞人的生活習性，竟然偶爾跑到我家去看我。我診所的業務量穩步上升，加上我的居住地剛好在帕丁頓車站附近，找我就診的病人中有幾個是車站的職員。其中有一位長期沉屙在身，痛苦不已，我幫助他把病給治好了，於是，他便不知疲倦地到處宣傳我的醫術如何高明，想方設法把每一個能夠說得動的病人都拉到我這兒來就診。
一天早晨，就快要到七點鍾了，女仆的敲門聲把我給驚醒了，說從帕丁頓車站來了兩個人，正在診療室裏候著。我匆忙穿上衣服，因為我憑經驗知道，鐵路上來的病人極少會是小毛病的，然後跑著下樓。就在我下樓的當口兒，我的那位老盟友，也就是那位車站守衛，從診療室裏走了出來，並隨手關緊了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