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即位後，用雷霆手段終結了“後武則天時代”動**不安的政治局麵，鞏固了岌岌可危的皇權，繼而“依貞觀故事”，任賢納諫，勵精圖治，革除弊政，抑奢求儉，在一批賢相良臣的全力輔佐下，締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使得“貞觀之風，一朝複振”（《舊唐書·玄宗本紀》），把大唐王朝一舉推向了曆史的巔峰。
這個“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全唐文》卷四六八）的煌煌盛世，史稱“開元之治”。
唐代大詩人杜甫，曾經在那首膾炙人口的《憶昔》中，對這個盛況空前的黃金時代做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繪：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這樣一個太平盛世的出現，首先當然要歸功於貞觀時代遺留下的優良的製度傳統，正如中唐士人劉（上艸下賁）所言“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舊唐書·文苑傳下》），可謂精辟地概括了“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的關係。正是有了前人奠定的堅實基業，玄宗君臣才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曆史功績。但是，曆史積澱和製度遺產隻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換句話說，曆史是由人創造的，如果沒有青年李隆基在韋後專權和太平公主幹政時期所采取的一係列力挽狂瀾的行動，大唐帝國就有可能在“牝雞司晨”的夢魘中繼續沉淪，所謂的太平盛世也隻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其實，早在中宗、睿宗時期，朝野上下就已經發出了“依貞觀、永徽故事”的呼聲，史稱，當時“有誌者莫不想望太平”（《隋唐嘉話》卷下）。然而，為政在人，無論是中宗還是睿宗，都缺乏一個“治世明主”所應具有的智慧、氣度和手腕，因而當時之世，朝堂幾無寧日，皇權數度易手，連起碼的政治穩定都談不上，又遑論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