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拱的格局、魄力，加上他無私忘我的品質，隻爭朝夕為國家“立規模”的改革創新精神，倘若張居正能夠像在和北虜達成和平時那樣誠心輔佐他，那麽兩個“生死之交”的“期約”和美好願景、大明的未來，都將是光明的。
但是，作為高級領導幹部，對國家負有重大責任，由於政見的分歧，要一方一味隱忍、屈從，是不現實的；作為活生生的人，人心是難以捉摸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即使是好朋友也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
到了高拱不斷衝破祖製，直至開海禁、行海運的時候，張居正對繼續輔佐高拱產生了動搖。
既然如此，那就要做些小動作了。
正當高拱創造了和平的外部環境，著手對內政進一步改革的時候，不協調的雜音出現了。
高拱這個人，不管大家對他有什麽看法，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這老兄才幹超群，政績突出。
未必吧？張居正私下說，他有什麽政績？無非是不拿祖製當回事兒，改來改去的——“一切皆易其道”，事實他幹了什麽？開膠萊新河嗎？幹成了嗎？沒幹成嘛！也就是處理把漢那吉叛逃事件、除掉趙全等漢奸這件事，可是，這件事是誰幹的？他張居正幹的！
按照韋慶遠先生的話說，張居正“頗有將封貢互市的實現，完全居為己功之意”。
這些都是張居正當時寫給一些和他關係不錯的人的信裏，明明白白透露出來的。他甚至還不謙虛地說，辦這件事，三計隻用其一就達到了這個效果。
這是個不祥的信號：張居正不認為他隻能做高拱的副手，而且已經不願意繼續做高拱的副手了。
張居正的信所表達的意思似乎是在說：“高拱有什麽了不起啊？不就是做了那件事嗎？你以為真是他高拱做的？沒有我張居正，這件事，辦不成！而辦這件事對於我，實在是小菜一碟兒，我不過是牛刀小試一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