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官立馬抬頭看向我：“你有線索可以提供嗎？”
我點頭，從包裏拿出一隻快遞文件袋。
“這是我之前在窩點找到的，雖然他把麵單都撕掉了，但我知道來源！給他們製假證的，就是鄰市的一家小打印店，有製假證前科，叫瑞芳文印社！”
這個線索他們很重視，呼啦啦一下子就圍過來好幾個警察，有人拿著小本子開始記錄。
有人馬上問：“你怎麽就能認出這個快遞袋子是來自瑞芳文印社呢？”
我指著上麵的半塊紅色痕跡，“文印社是我前婆婆開的，她經常會在網上接單打印和洗照片等，所以拿了一大摞快遞文件袋和麵單放在店裏備用。年初我懷著孕在店裏幫忙，不小心打翻了一瓶印油，剛好灑在快遞袋上麵，一疊快遞袋都或多或少被汙染到。其中有一塊還浸在桌布上麵洗不掉了，你們可以去店裏查！”
抓到能懲治前夫和前婆婆的方法，我情緒有些激動，語速也很快。
“她製假證的時候，因為怕被發現，就會特意坐一小時公交車，到很遠的一家快遞站去寄件，查驛站的監控就能查到。製完假證，她會把資料刪除，但是如果通過技術手段把她電腦裏的數據做個還原，應該就能找到證據！”
隻要能找到證據，就可以算鐵證如山。
製假證，加上涉嫌偽造國家機關的公章，而且是為拐賣人口的犯罪分子製證，屬於情節非常惡劣，怎麽也得讓她進去踩個五六年的縫紉機！
我補充道：“是我前夫給我提供的這個窩點地址，他賣了我的孩子，然後給我提供這個地址騙我過來，他一定是知道這裏的秘密，為了報複我，讓我有去無回才這麽做的，你們一定要好好查他們母子！”
但因為路文博做得太過隱秘和謹慎，我無法提供證據，隻能給警方提供一個這樣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