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繼承問題是關係到王朝前途和命運的重要問題。因此，曆代帝王莫不慎之又慎。在立嫡以長，父死子繼已成為金科玉律的封建社會中期，皇位繼承問題對男皇帝來說是比較容易解決的。而武則天是位女皇帝，對此感到十分棘手。
如果以兒子為皇位繼承人，則自己“千秋萬歲”之後， “大周”政權便不能維持下去；如果以侄兒為皇位繼承人， “大周”國號倒是可以維持下去，但侄不如子親，將來自己的兒孫定會沉淪。
“大周”建立之初，武則天就認識到皇位繼承問題的嚴重。不過，當時她還健康，所以沒有在這個問題上下功夫。她在“正名”的過程中，封諸侄為王，享有特權，而以第四子睿宗李旦為“皇嗣”,令徙居東宮， “其具儀一比皇太子”。
一方麵，提高武氏“宗室”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麵給李姓兒子以“接班候選人”的空名。從表麵上來看，皇位繼承人已經確定。實際上，問題仍然懸在空中。武則天這種臨時性的安排，顯然是為了穩定政局，集中精力鞏固政權，開創局麵。同時，也是為了控製子侄，以便將來比較權衡，正式安排。
但是，由於李氏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遭受重大損失，元氣大傷，一厥不振；由於武氏諸侄在武則天稱帝後取得了“宗室”的地位，勢力急劇增長，因而，剛剛放下的皇位繼承問題又被提了出來。
天授二年(691),魏王武承嗣自以為“大周革命”,自己有很大功績，又在“宗室”中年齡最大，曾襲封周國公，與天子最為親近，應當代皇嗣李旦而為皇太子，故“密諭後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為皇太子，以觀後意”。《大唐新語》卷九記載說：
洛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偽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 “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曰： “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為嗣也?”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而覆地以死請。則天令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 “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