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著述，與他的勤政相適應，頗為豐富。他的述作記錄雍正一朝的政事，包括他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對外關係等各方麵的方針、政策，從人即位開始的幾次重大政治鬥爭，以及他的時代的社會生活。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經曆和部分的生活狀況。
《上諭內閣》:
這是把雍正的諭旨輯錄而成的著作。
雍正的口諭，有的由禦前大臣、侍衛、奏事官、奏事太監轉傳的，每次傳諭他都要求傳諭之人傳達準確。為了便於查考、核對，他於雍正二年(1724)七月決定，凡轉傳諭旨的人，都要做記錄，立為檔案，奏事處每月匯總奏呈。這就使他的上諭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他習慣於多講話，上諭比較詳細。他認為朋黨鬥爭激烈，他對朋黨的打擊，如果不詳細說清，人們不明原委，會對他的行為不理解。既然詳細說了，在形成文字的時候，就要求臣下記錄得完整，公布以後，又怕外間傳播有誤，就加以刊刻頒布。雍正三年(1725)四月，他說： “朕每下諭旨，必令票簽全寫，或有遺漏，即令添補。朕侍聖祖數十年，每見票簽簡要，豈不欲效法成式，蓋以時勢不同，非委曲詳盡，恐人不能喻朕之誌，則小人乘隙議朕之非也。朕所下諭旨，一字一句皆有關係，恐後世有朋比餘黨，欲蔽惑朕之子孫者，忽將緊要字句私行刪節，甚關朕用人行政之聲名，則朕抱不白於千古矣。故多刊刻頒布者，有深意也”。他對此頗為用心，因而使他的上諭詳明，而且隨頒布隨刊刻，得以廣為流傳。雍正五年(1727),他下令各省督撫，將所奉諭旨全部繕寫成冊，一一詳載，不僅自己每日觀覽，還要傳給後任，以便繼續遵循禦旨辦理。這是把對各省發的專門諭旨加以匯集。雍正七年(1729),侍讀學士康五瑞提出匯編上諭刊刻頒發的請求，他說“皇上訓諭數百萬言，精微廣大，無不備舉，實於二典三謨媲美先後”,若加匯輯刊發，可使內外臣民知曉遵守。允祥、馬爾賽等予以轉奏。八月，雍正考慮到所發諭旨，有的是為一個地區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發出的，隻有有關人員了解，眾人不能知曉；他還考慮到，諭旨加以傳寫，字句之間，可能會有錯誤，也需加以糾正，遂允許諸大臣的請求，命莊親王允祿負責編輯刊布，以便所有臣民獲知聖訓， “遵道遵路，易俗移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