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為美國崛起為世界最強國還是遵循了以私人金融資本的推動為特征的歐洲模式，那麽該觀點是過於簡單了。為了理解美國在過去80年期間的外交動力，人們不僅需要閱讀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寧(V.LLenin),而且需要做更多。美國以一係列的全新政策贏得了全球地位，這些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甚至是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經濟學者所料想不到的。
美國的孤立主義和經常以救世主自居的道德規範，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盡管美國共和黨人的表達方式與民主黨人的有所不同。內戰前美國工業家的發言人——以亨利·凱利(Henry Carey)、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及其追隨者為首的政治經濟學美國學派，他們一致相信通過在同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貿易往來中對本國經濟實行保護，美國能夠崛起為世界強國。其目標不亞於創造一種新的文明，一種以高工資為先決條件追求更高生產率的文明。結果是將出現一個富足社會，而不是一個其文化與政治原則建立於稀缺現象之上的社會。
民主黨人希望將棉花種植向南部推進，同時推進西部領土擴張來擴大小麥種植以提供糧食，從而提出美國需要西部邊疆不斷消退的觀點。民主黨提出的議程是，削減關稅，大量地依賴糧食與原材料出口，購進國外的製造品，由此擴大對外貿易。與之相反，共和黨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則尋求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下，建立一個製造品的國內市場。該黨的工業支持者集中關注的是東部大城市的科技現代化。
民主黨是親英派，而共和黨的戰略家則有著漫長的反英曆史，這首先反映在他們反對支配著該國宗教院校的英國自由貿易學說的態度上。美國在內戰結束後創建了州贈地大學和商學院，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推廣貿易保護主義學說。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的經濟理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大學將美國描繪成一種全新的文明，其推動力量來自於工業和農業的遞增回報，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將帶來新的社會道德的認識。貿易保護論者西蒙·派頓(Simon Patten)的做法很典型，他有意地將美國文明與毀於階級衝突、貧困勞工和削減工資水平以爭奪國外市場的歐洲社會作對比。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頭十年，派頓一直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其學生包括了一些後來的大名人，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智囊雷克斯·圖格威爾(RexTugwell)和社會主義者史考特·聶爾寧(Scott Ne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