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各個階層的阿根廷人都把軍人的豁免權看作是國家的頭號問題。五月廣場母親組織的每周遊行在民選政府時期仍然持續，公眾要求對肮髒戰爭的受害者負責，問責施暴者。因此，阿方辛總統創建了全國調查失蹤人員委員會，小說家埃內斯托·薩瓦托(Ernesto Sabato)(《論英雄與墳墓》的作者)主持這個委員會的工作，120名工作人員赴全國各地搜集文件，並且從受過酷刑的受害者和失蹤人員的家人那裏收集證詞。軍政府的以前流亡囚犯回國作證。
從一開始，阿方辛的政策就遭到來自各方的抵製。右翼批評派提出，國家重組進程降低了武裝遊擊隊給國家帶來的危險。軍官們現在把激進黨看作是一群共產黨，盡管之前激進黨曾經支持軍方的去庇隆化。左派的反對來自五月廣場母親組織和諾貝爾獎得主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維爾，他們懷疑總統的真實意圖是限製對失蹤人員的調查，並且把起訴限製在那些發號施令的軍官，而不是數千名更多的執行酷刑和謀殺的軍官。除此之外，母親組織反對總統實際上半心半意地指責的遊擊隊。他曾經說過，遊擊隊的領導人也應該被起訴。但是失蹤的蒙托內羅斯的家人希望把他們的親人塑造成民族英雄，而不是像軍官那樣的罪犯。"未來將追憶這些人民的英雄和烈士，如同我們追憶他們一樣",一份母親組織的出版物如是說，"因為他們是正確的"。
一個遭受過酷刑的人1984年回到阿根廷
1977年4月，記者哈科沃·蒂默曼(Jacobo Timerman)在自己的公寓被20名武裝人員逮捕。蒂默曼試探性地報道了失蹤人員和遊擊隊行動，這是軍政權禁止宣傳的兩個題目。蒂默曼還是猶太人，執政軍官中的極端分子是眾所周知的反猶分子。武裝人員在他頭上套上麵罩，把他捆起來放進一輛轎車的後部。一個綁架者用槍指著他的頭，威脅說："說再見，親愛的哈科沃。你完蛋了。"(Timerman 1981,10)有人緩慢地數到10,隨後抓他的人爆發出一陣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