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的觀點來看，昕謂“圓融通達”，就是孔子說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地：也就是說，我們能夠遵守公共規則，通曉人情世故，恰到好處地修行自己，才算達到了“社會化”。古人雲：毀或無妨，譽則可怕。如果不能正確對待名和利，人往往會一步步邁入死胡同，尤其是那些人生觀確立不太牢靠、在事業上淺嚐輒止的人。
曾國藩是晚清重臣，在他的母親病逝守喪期間，他響應鹹豐帝的號召，組建了湘軍。不能為母親守三年之喪，這在儒家看來是不孝的。但由於時勢緊迫，他聽從了好友郭嵩燾的勸說． “移孝作忠”，出山為清王朝效力。
可是，起初他鋒芒太露，因此處處遭人忌妒，受人暗算，連鹹豐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親曾麟書病逝，清朝給了他三個月的假，令他假滿後回江西帶兵作戰。曾國藩伸手要權被拒絕，隨即上疏試探鹹豐帝，說自己回到家鄉後日夜惶恐不安。“自問本非有為之才，所處又非得為之地。欲守製，則無以報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澍萬節之清議。”鹹豐皇帝十分明了曾國藩的意圖，他見江西軍務已有好轉，知道曾國藩效命可以，授予實權萬萬不可。於是，鹹豐皇帝朱批道： “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假戲真做，令曾國藩哭笑不得。同時，曾國藩又要承受來自各方麵的輿論壓力。此次曾國藩離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複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麵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猶望終製，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意思就是說曾國藩本應在家守孝，卻出山，是有意而為。上給朝廷的奏折有時不寫自己的官銜，這是存心要權。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麵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麵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 “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采取的鐵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頗。朋友的規勸，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