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 “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麵，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 “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麵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麵無敵軍，後麵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麵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