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是19世紀末俄國著名的作曲家，他是浪漫主義運動最後階段的悲觀主義者。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從不涉及重大社會問題，他的想像力總是脫離現實生活，而沉溺於虛幻的世界裏。
彼得·伊裏奇·柴可夫斯基是個憂鬱症患者和憂鬱狂——不論他願意不願意承認——直到死前幾個月，他仍未能適應自己的天性。當然柴可夫斯基也是個天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他是用音樂傳揚19世紀俄羅斯的真正精神的藝術家。音樂創作是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支柱，音樂寄托了他全部的理想、情感、希望和失望，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深深體現出了人生的痛苦與絕望，憂鬱與死亡，這正是他的音樂內涵深刻的一種表現。他的作品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痛苦與惆悵，特別是他的《第六交響曲》,讓人體會到生命最深沉的感受，在這汩汩流淌著的旋律中，我們體味到對生命的渴望、熱愛以及始終與生命緊密相連的痛苦、迷惑、絕望，這就是人類生命的永恒模式。
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是如此的痛苦，這與他抑鬱、痛苦的生命經曆是不無關係的。童年時的柴可夫斯基就表現出了憂鬱、敏感、性格內向的特質，據他的家庭教師芳妮回憶說：“他極其敏感，所以我必須小心地對待他，一點小事也會深深刺傷他的心。他像瓷器那樣脆弱。對於他，根本不存在處罰的問題，對別的孩子根本不當回事的批評和責備，也會使他難過半天。……”
青年時代起，他那敏感脆弱的性格，使他深切地感覺到現實社會並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他的懷疑主義和他那宿命論的思想，使他在落日的餘暉裏，孤寂地去尋找對人生的妥協。音樂成了他蝸居鬥室自我拯救的惟一生存方式。
1859年，柴可夫斯基從法律學校畢業，進入司法部門供職，但他對音樂的向往一如既往，所以不久他進入了俄羅斯音樂協會開辦的音樂學院。在音樂學院裏，他拚命充實自己，音樂靈感和他的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進入他的意識。1864年，柴可夫斯基在聖彼得堡郊外鄉村的一次度假期間，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管弦樂作品《大雷雨》。1865年，他的《大雷雨》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畢業音樂會給了他巨大的打擊，柴可夫斯基創作的《歡樂頌》並沒有受到音樂評論家的好評。阿·謝洛夫表示：“這首大合唱並不出色，我本來對柴可夫斯基懷有更高的期望。”另一位音樂評論家卡·安·居伊則做出這樣的反應：“這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完全不行。”這件事情給了柴可夫斯基巨大的打擊，這使柴可夫斯基原本敏感多愁的性格，平添了更加深痛的傷痕。當時的柴可夫斯基還沒學會反駁音樂界和作曲家同行的批評，也沒學會為自己辯護，他對這些責難深感痛心。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認："當我看到這種可怕的評論時，我簡直不知自己出了什麽事。眼前一片漆黑，頭腦開始發暈，我像瘋子一樣衝出了咖啡館。我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麽，要到哪裏去。這一整天，我始終彷徨於街頭，嘴裏不停地念叨：‘我缺乏創造性……我無足輕重……我永遠不會有什麽了不起……我一點天分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