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和珅以能幹見長，為乾隆賞識，身兼多職。在辦完李侍堯案件回京之後，因緣際會，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另一個職位。
乾隆一向以先賢明君自居，盛世修典，以彰泱泱功績，這正是好大喜功的他不可不為的。修典乃是曆代盛世的文化傳統，宋有《資治通鑒》，明有《永樂大典》，康熙其間曾經編纂過一套《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的野心，則是編纂一部《四庫全書》，乃至成為權威經典，超過以往所有書籍。乾隆三十八年開始，設立“四庫全書館”，這個浩大的文化工程開始啟動。朝廷動員全國文人把藏書都貢獻出來，尤其是珍本、善本。
這個大規模的文化工程，誰有資格總負責？剛開始是乾隆第六子永瑢負責整個工程，內閣大學士於敏中任總裁，實際負責內容編纂的是紀曉嵐，任總編纂官。其他的有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當時著名的學者，所有參與編纂的文人有三千六百人，抄寫人員另有三千八百人，可見規模之盛。
乾隆四十四年，總裁於敏中病故，由當時的大學士馮英廉接任。英廉雖然兢兢業業，但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四庫全書》編纂，不僅是搜集善本，更是要把書中對朝廷不利的地方進行修改，而這些學者畢竟是書生，不是政客，很多地方不敢放開手腳修改，一直不能讓乾隆放心；第二，編書需要參考大量文獻，但有些書籍非常不好找，比如《永樂大典》是最重要的參考文獻，由於時間久遠，曆經明末戰亂，大典全本竟然不知去向。紀曉嵐等曾在翰林院的書庫裏查找，還是一無所獲。
這兩項工作是年老的英廉不能勝任的，乾隆頗為躊躇。和珅回京之後，進言道：“《永樂大典》收錄的重要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如果哪次損毀，應該是有記載的。我們在史料記載中找不到，說明它一定存在於世。但這幾年的尋找，還是無果，說明藏在隱蔽之處，要找到它，不啻破案，還請皇上要專人負責破案，讓那些學者兼任負責，反而不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