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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遲獎是一個不做警察兩年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現在像是個顧問、編外人員、偵探,或者什麽雜七雜八的職業。
事實上他靠一些看起來不怎麽有技術含量的工作賺零花錢。他較大的花銷靠的是自己的存款和他妻子的遺產。
他的妻子以他工作太忙為原因拒絕為他生孩子。一直到兩年前她猝死,尉遲獎才意識到,她也是很忙的。
他辭去了警察的工作。這是他脫困過去的第一步。但是與他熟悉的後輩仍然會找他商量案子,盡管他說了很多遍不要把案情泄露給沒資格的人。
他還是被親切地稱為“老芋頭”,從他32歲起就被這麽叫了。
“老芋頭”這段時間對一個案子有點興趣。興趣的來源在於總往他這裏跑的小羅跟他說的內容。
小羅也不小了,隻比他小八歲,不過做事總有種年輕人的衝勁和毛糙。
“我們查了一圈,誰都有嫌疑,誰都沒動機。沒道理啊。那怎麽辦呢?‘案子不要往你的妄想中套’,陸隊這麽一說,那好啦,就定性了唄。”小羅在他家蹭吃蹭喝的時候說。
這個案子其實是結束之後半年小羅才說出來的。案子剛結束,小羅就被借調到別處去,才放了回來。他們閑聊的時候,小羅想到了這個案子。
顧衎的案子。
顧衎的老家是在離禾餘幾千公裏的地方,他到禾餘有七年了。他父母的文化水平不能算高,給他取的這個文縐縐的名字,其實是“行”和“幹”,他爸認為就是“能幹”,不管當時翻字典時看到的真正意思。
但“太能幹”了,把自己作死了。顧衎的父母都是這麽認為的。他有玩危險物品的前科,曾經把鄰居家的院子點著了。
這些都是小羅在狼吞虎咽的時候向尉遲獎透露的。
“所以他自作自受就看起來合情合理。”尉遲獎若有所思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