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從20年代到30年代，在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啟蒙下，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文學作品中所訴求的性苦悶性壓抑，上升到人性的層麵，祈望靈與肉的結合，傳遞出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但20世紀後半葉的前30年中，文學形態卻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在革命和理想的狂熱中，愛與性逐漸退出文學，政治鐵幕隔絕並封鎖了一切私人情感，到了“文革”，不僅任何帶有“性”氣息的文字都已消滅幹淨，就連“愛情”在文學中都是諱莫如深了。
20世紀最後20年，曆史總算不情願地清了一筆賬，這筆賬是在20年間，一點一點歸還的，其中包含著文化的正本清源。當代文學也從試探到進攻到跨越禁區，一步步索還了它原本的真實性、自由的藝術個性和形式的多樣性。文學永恒的主題——“愛”以及由此派生的“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重視被鍾情被不厭其煩地反複操練。文學是人學，人皆有性或兼愛。有一種近於極端的說法：內地文學在20年間的改觀和發展，其中萬不可忽略的方麵，則是文學中“性”的入侵。甚至，“愛”與“性”在文學中的複歸和深化，可以看作社會改革開放之路的標尺。
1978年—1979年，一些中短篇小說率先衝破了這道封鎖線，重視尋找愛的權利和位置。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多數沉重反思曆史的作品，都在批判中夾上了浪漫的愛情故事，可稱作“愛情三明治”。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愛情隻能有一種固定的傳統模式——張潔的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描述了一段銘心難忘的婚外情，盡管男女主人公仍局限於傳統的柏拉圖之戀，還是遭到了批評界的嚴厲詰難；本人的中篇小說《北極光》，隻因未婚的女主人公對於自己的理想中人，有過三次純真的選擇比較，也被報界作為一種道德的歧途而多次連篇累牘地批判。不過，對於異類愛情故事的排斥和抵觸並未持續很久，很快，文學作品中的愛情含量急劇增大，那些試圖講述純粹“情愛”故事的言情小說開始嶄露頭角，以嚴肅的或羞澀的麵貌迅速蔓延。在這些“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愛情小說中，“性”開始以隱蔽的含蓄的方式悄悄出現了。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鐵凝的《玫瑰門》、王安憶的《小城之戀》為代表的“三戀”等等，都曾在一段時間內掀起軒然大波。“性”開始理直氣壯登堂入室，不僅報刊評論眾說紛紜，就連業內人士尤其是老一代作家，包括一些資深女作家，也無法接納容忍。然而，“性”比“愛”更具攻擊力和征服欲，涉獵情愛婚姻的作品不僅未有收斂，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到了20世紀90年代，商品經濟的大幅度開放恰恰為作家的文學情感提供了濕潤的土壤。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文學中的**描寫已是勢如破竹，銳不可擋。其中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肥臀》，在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中，都以極其重要的篇幅和位置，表現了中國人半個世紀來被荒疏被閹割了的情欲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時期更年輕一代如陳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個人情感和生命體驗上升到主體地位，從此改變了“愛情三明治”的模式，而成為純濃的私人苦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