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由於工作關係，我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北國冰城，南國椰林，東海漁村，西部草原，都留下了我的足跡，甚至還去過遙遠的異國他鄉。但無論走多遠，隻要打開我的全球通手機，我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與親朋好友通話。中國移動，卓越的技術，良好的服務，臻於至善，給我不盡的溫馨。
我的老家在湖南漣源的一個山溝溝裏。屋前，聳立著高高的洪界山；屋後，緊靠著一座大石山，先祖們冠以它一個美麗的名字：花山嶺。實際上，那山上一年四季看不見花，連野草都長不高。“貧窮”“落後”“封閉”幾個字足以概括從前家鄉的全部內容。1961年我十七歲參軍時，全村沒有一台電話，隻有離村很遠的大隊部有一台搖把子電話可與外界聯係。
我到部隊不久，接到家裏來信說媽媽病了，可是信寫得很簡略，我急切地想知道媽媽的病情，寫信詢問來回又要十天半月。於是，我利用一個假日，請假進城給家裏掛電話，因為我家一個親戚就住在大隊部的附近。
雖然我掛的是加急，花了不少錢，可是聽筒裏聲音時有時無、時高時低，打了半天也沒有搞清媽媽的病情，旁人的意見倒聽到不少。排隊打電話的顧客在一旁冷嘲熱諷說，長途電話不是為你一個人裝的，有完沒完？郵電局的工作人員也認為我影響了他們的生意，幹脆把線拔了。氣得我心裏直冒火。
寫到這裏，我不由得想起一個沉重的故事。那一年正好是毛澤東主席八十歲，省裏組織幾位作家，到韶山去寫一些紀念性的文章，葉蔚林和我說了一個關於電話的故事。他說，一個農村老太太，下火車時把東西忘在車上了，急得哭了起來。車站服務員問明情況後，安慰她說：“大娘，你不要急，我給你打一個電話到下一個車站，要他們到車上把你的東西取下來好了。”老太太急切地問：“是電話快還是火車快？”“當然是電話快。”老太太一把抓住服務員的手說：“求求你，快讓我坐電話去，把我的東西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