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後的兩個月，這就注定了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
“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聲我至今記憶猶新。宋哲元將軍率領的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曆史一頁。那時我不滿6歲，由於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歲就上學了，是著名的師大附小一年級學生。從此，我便用一個小學生的眼睛來看這場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用一個天真孩子的心，來感受和銘記民族的苦難和覺醒。
我家住在北京（當時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大人們在窗玻璃上貼了許多牛皮紙條，是預防炮彈震碎玻璃傷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掛上了棉門簾兒，說是可以擋住子彈和炸彈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麽防護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親吻弄醒了。他隻對我說了一句：“乖，聽媽媽的話！”
然後他又親吻熟睡的弟弟。媽媽不準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見過傷兵，許多市民幫著抬擔架，還有上前攙扶的，送茶水、送雞蛋的。聽鄰居家的大人們說，醫院裏住滿了傷兵。
不久，日本兵進了城。此時正值暑假，不上學，媽媽也不準我和弟弟出門。
秋後複課，校門口掛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藥旗，進出校門，還要強迫我們給它鞠躬。不久，來了幾個日本教師和一些日本學生，增加了日語課，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各個班級的孩子都必須學日語。
我媽媽是第三十八小學的校長，那裏的情況也是如此，她非常氣憤，毅然辭職。媽媽含著眼淚對我說：“不要去上學啦！就在家裏，媽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獨門獨院。爸爸去南方以後，二舅一家人也從河北省農村逃進北京城來避難，跟我們住在一起。聽二舅說，鬼子兵在農村燒殺掠奪，無惡不作，把青年婦女抓到場院，扒光衣服，當眾**，農村已是人間地獄。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裏還收斂一些，裝出另一副麵孔，講什麽“日中親善，同文同種”，進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