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廣島前的一天，秋岡先生輕聲問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還在北京未出發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關切地問過公木同誌：“聽說鄧友梅先生小時候在日本勞動過，是真的嗎？”
多年來我是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我遭遇很多艱難困苦，但有兩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話）我一直不願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四人幫”橫行年代天昏地暗的歲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當年，像豬羊一樣，被趕進堆滿礦石的船艙。一千多噸的小船像落在滾水鍋裏的一隻餃子，反轉顛簸七天七夜，終於靠在下關碼頭上。那時我剛滿13歲。船上三百來名中國工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各處，用各種手段“集中”來的。在下關檢疫所脫光身子消毒後，我們一批四十人，就換乘機動木船，沿瀨戶內海被押往山口縣。
半夜，船在一個工廠的破爛碼頭邊靠岸了。穿過滿是管道的曹達工廠，走過黑沉沉、空****、一副破敗景象的市街，走進一處鐵絲網圈著的華工宿舍，還沒進去就聽見沉重的毆打聲和壓抑著的呻吟聲。魚貫進門後，隻見沿牆的水泥地上，一溜跪著四五個赤膊的中國工人，兩手舉著凳子，一個穿著馬褲馬靴麵目猙獰的日本人，正揪住一個中國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懲罰偷懶的人！”押送我們的人說，“在這裏要守紀律，不然就受懲罰。你們就站在這兒看看吧！”
由此開始了名為“養成工”，實際是“征用工”的生活。每當回憶起來，就像個鐵蒺藜一樣刺得心頭出血。所以，數十年來除去在入黨時我講過一次外，就是對母親和愛人也沒說過那些細節。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時代，他們在千人大會上宣布我“從十三歲就當賣國賊”，“雙手沾滿了鮮血”時，我倒是力爭要講講這些細節，但一張嘴就被一位雖沒穿馬靴馬褲、卻有同樣猙獰麵目的漢子一拳打得張不開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