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有所怕和有所不怕。我怕進電視台，曾在《羊城晚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不進“綜藝”》。記述了我幾次被拉進電視台演播室的感受，那都是拍攝一些文化或綜藝類節目的情況，無法忍受某些明星人物的傲慢、散漫、沒完沒了地拖延和浪費時間；也見不得一些當紅主持人的那種“話癆病”；搶話、插話、隨意打斷別人的話，喜歡賣弄和自我炫耀。於是就公開聲明，今後不再走進綜藝類的節目演播廳。
但，我並非不知道這是不識抬舉。人家看得起你才請你雜電視上露麵，一個有著近13億人口的大國，電視台的演播廳是那麽容易進的嗎？有些人想進還進不去呢！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就是這麽別扭，願意幹的人不讓人家幹，不想幹的人非要他幹。
1999年夏季，有位我無法拒絕的朋友找到家裏，想要我再走進演播廳，參與一場《說理說法》的節目。不等我撥浪腦袋他先講出一番道理：“我知道你不願走進綜藝，這是‘說理說法’——單憑這題目就有點意思，對不對？”
我臨時尋找著推托的理由：“你知道什麽是理嗎？它應該是人類的生命之光。凡理，就應具有改造的力量，令人信服的力量。中國的傳統哲學裏有個程朱理學派，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理是能糾正感情的一種智慧，可現在不講理的地方太多了，不光不講理，還講歪理、邪理、私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反鬧得該有理的沒有理，沒有理的有了理。”
朋友一聲不吭，似笑非笑地看著我。我就徑直往下說：“再說法，它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公民間的一種公約。最好的法是能成為人們的習慣，或從人們的習慣中產生，它對所有人都是共通的、理性的、永恒的……這麽大的題目，問題又這麽多，且如此敏感，你說該從哪裏說？說不好還會刺傷一些人，這又何苦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