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一個月後，我回歸書齋。
應該說，拿到調令的那一天，我的表現有些幼稚。在那幢天藍色玻璃幕牆裝飾的大樓裏，我四處找人握手，告訴他們，我終於走了。中午的陽光燦爛輝煌，我抬起頭麵對著空曠的天空想唱一首歌，但想到自己年齡不小了，已不適合在公共場所吼兩嗓子，忍住了。在一個小賣部，我想買一掛鞭炮，這顯然荒唐，店主說“沒有”。我就買了一個拖把，扛在肩上，如同扛著一杆武器，步伐有些雄糾糾的跡象。家中並不缺拖把。中午隨便叫了幾個朋友，在一家小酒館喝酒。喝酒的時候，我的胃口很好。
許多年以前，我曾寫過一篇《與文字相依為命》的短文，文中寫道，我們貧窮且堅決的形象置身於這個被物質深刻**而忘卻了敬畏和神聖的世界裏，我們被傷害、踐踏、蔑視甚至被否定，然而任何人都逃脫不了文字公平地對待我們，我們撫養一群如同兒子一樣的文字，在與文字相依為命的日子裏，我們富裕而且子孫滿堂。我們實際上已和這個世界達成了協議，我們可以在文字的旗幟下自由地出沒人類的過去和現在，並在閱讀和書寫中製造出全新的生活。
這是一種文字的“自戀情結”，除了堅定自己的信念外，多少有點阿Q式的自我安慰。
其實，當我們麵對空虛而幹癟的口袋，香煙和酒的**已開始動搖文字壘起來的思想，更致命的是，我們活著相當大的成分是活給別人看的或者是為了別人活著的，比如說，父母同學尚在具體生活之外，但妻子兒女則是不可抗拒的生活事實。我兒子上小學一年級時，學校要交一千五百塊錢讚助費，我說，“戶口在這裏，為什麽要交？”校長說，“但你住的房子不在這裏。”我申辯，“我房子不在這裏是因為我沒有住房，我租住的是民房。”我說難道我沒有房子就成了我的罪過，我沒有住房同時也就沒有了兒子享受九年義務的權利了嗎？但最後還是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