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達則兼濟天下”，還是“窮則獨善其身”，文人的價值往往也是要通過他所獲得的利益多少進行認定的。利益的最大化和價值的最大化隻是計算方式的不同，性質是一樣的。比如說一個商人的價值通過掙錢多少來計量，一個民選總統的價值通過民眾支持率來概括……
那麽文人究竟應該獲得多少利益才是有價值的？在一個機會主義的時代，文人是不是應該像一把小偷專用的“萬能鑰匙”一樣，插在哪個門鎖裏都能打開門，門開了，利益有了，價值也實現了？
這是一個充滿了欲望和**的年代，選擇的多種可能性以及鋪天蓋地的利益驅動往往使當今的文人再也坐不住了，他們撕掉麵紗，赤膊上陣，胸前掛著一塊“是金子在哪兒都能發光”的廣告牌，他們從書桌前出發，尋找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價值。
於是，一些文人成了企業家，一些文人成了大款，還有一些文人當上了大官。在學術和專業之外，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實現了利益和價值的最大化。然而，更多出門淘金的文人在經營中血本無歸，一些文人甚至到了食不裹腹居無定所的悲慘境地，更有一些政治投機文人傷痕累累直到被政治拋棄。人們常常用那些極少數文人暴發戶們的神話故事來掩蓋大多數失敗者們的遍地血腥。
這是一個浮躁年代裏經常重複的邏輯錯誤。錯誤的往往不是概念，而是所提供的一個個非本質性的偽敘事和由此而派生出的危險的煽動。
任何一個哪怕是最優秀的文人也不可能像“萬能鑰匙”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開任何一扇門，也不可能既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企業家，還是政治家。你很可能什麽都能做，但不可能什麽都做得很傑出。比如孔子，他的學問無與倫比，但他到政府裏做過一段官，結果很不成功。李白是一個寫詩和過日子都很浪漫的人，他以為自己詩做得那麽好，當個“宰相”也是沒什麽問題的，所以他就抱著“濟蒼生，救黎民”的政治抱負應召到了長安，但他又不願從小官做起，不想當孫子就想一步當爺爺，混了幾年，官沒當上，詩也荒廢了。近代如陳獨秀，他比李白更具政治頭腦，也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但他本質上是一個文人，他當中共總書記除了被政治對手擠兌和批判外，毫無政治手腕，最終他以“氣節”脫離了政治，還原了作為一個文人的尊嚴。胡適從美國回來後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他不僅談了，還躍躍欲試地到官場試了一回，甚至還被蔣介石耍了一回，蔣讓他到南京參加競選總統，當時天真幼稚的胡適問政界朋友，“我當了總統後，還有沒有時間做學問？”參選總統當然是貽笑大方的事，因為美國需要一個親美的人參選，所以留美博士胡適之就當了一回政治籌碼被示眾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