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產生的時候，世界就被命名了。比如大地、河流、陽光、森林，總統、勞模、小偷、妓女……
被命名的人和事物並不是用來識別具體對象的一種符號，它還包含著與之相匹配的性質，同一個人和事，不同的命名就會有了不同的性質，如一個人被命名為總統或小偷、一次打架被命名為流氓鬥毆或見義勇為，性質就完全變了。所以現代語言學中不把語言作為工具，而是作為人類的一種與意義相關的存在方式，是非常有道理的。
這樣說，並不是進行語言學的學科性實證，而是想說明不能把語言學意義上的命名僅僅看做是符號，看做是一個孤立的文字形式。命名同文明與野蠻，尊嚴與無恥，高貴與卑賤密切相關。
然而，一個全麵物化時代的商業目標取消了這種差異性，或者說有意蔑視命名的尊嚴性和準確性，在功利主義的引誘下，人們站在燈紅酒綠的光線下毫無心理壓力地隨意地對這個世界進行注釋和命名。
所有被物欲折磨得死去活來並不甘罷休的人們走進了“拉登酒店”喝酒。他們並不在意酒中彌漫著9·11死難者鮮紅的血。他們度過了一個個刺激而愉快的晚上。報上說，湖北的這家酒店連工商部門也無能為力，《廣告法》中隻規定不許用領袖人物或容易引起姓名權糾紛的名字進行登記注冊，沒有規定不可用外國人名或地名。
由此可以推論，如果有一天出現“希特勒酒吧”、“奧斯維辛美容院”是不會讓人吃驚的，實際上人們已經在一種意義的麻木中接受了某種商業事實。
後現代文化的行為特征是“怎麽都行”（費耶阿本德語）。怎麽都行意味著對傳統的、崇高的、莊嚴的、理性的、優雅的規則可以任意顛覆和拋棄，正如王朔的一部小說所命名的《我是流氓我怕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