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哲燮先生的社會角色是政府官員，但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文人。說他是文人，是因為他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非常強烈的獨立性和個人化意誌。許多年前，省文聯組織作家到銅陵采風，作為市委宣傳部長的洪哲燮先生負責陪同和接待，我發現他講話中沒有一點官話、套話、假話，整天跟作家們泡在一起，談古論今、說文議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博覽群書、學識淵博，政治、經濟、曆史、文學等書籍廣泛涉獵，並且都有自己獨到而尖銳的見解。他既不會打牌，也不會跳舞，生活有點刻板，問他業餘時間幹什麽，他說除了讀書和寫點詩文，什麽也不幹。如果有機會跟哲燮先生一起吃飯，發現他吃得很簡單，不講排場，不喝白酒，不勸喝酒，更不會拚酒與說客套的酒話，他隻與大家一起說最近又讀到了什麽好書，並大談讀書的感受，一頓飯或一晚上他可能都在聊《曾國藩》或《萬曆十五年》，此時他會眉飛色舞，對酒桌上吃了什麽喝了什麽，全都忘了。他對世俗的規矩和人為的周旋表現得相當木訥和遲鈍。
中學時代發表過的那首叫《車水謠》的詩影響了他的一生，對文學的虔誠和對學養的追求成了他的一種生活態度和價值立場。這使他在為官的道路上始終表現出遊離與別扭的姿勢，他無法放棄獨立的人格和內心的自尊與這個世界進行更多的合作，因此權力在他手裏產生不出附加值，權力的意義也相當有限。他像一個與佛有緣的人最終要皈依釋迦一樣，於是就有了這一本參透世事、感悟人生的詩集《山悟》，詩集不隻是他對創作的一次總結，而是他一生精神夢想的還原與實現。詩歌使他尋找到了與自己靈魂對話的機會，詩歌使他在精神安慰中逼近人生的終極價值。
寫詩在技術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境界，王國維認為詩詞“有境界，則自成高格”。這個境界在《人間詞話》裏分為“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純客觀的自然化寫景狀物是“無我之境”，而融進了個人主觀情感與思想理念的境界則是“有我之境”，“無我之境”是寫詩的起點，而“有我之境”才是詩歌最後的價值，是詩的最高境界。哲燮先生的詩無論是寫鄉野山風，還是都市虹霓，抑或是室內風物小品，無不融入了他對世態、對生存、對人生真諦的刻骨銘心的體驗和深入獨立的思考，他的詩在抒情中說理，在托物中言誌；有時居高臨下氣勢淩厲，有時捕風捉影絲絲入扣；微言大義，建安風骨，以思想和理性支撐起詩人一生的風景。至此，我們就可以繼續肯定這樣一句古訓，“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