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是華東師大六〇屆的畢業生，比我高五屆，可以說是我的學姊。知道她的名字是很早的事：知道她是高材生，知道她很會寫理論文章，主要是批判封資修的，知道她因為才氣和覺悟被分配到了讓我們這些中文係大學生目為神聖殿堂的作家協會，甚至還知道她的一些生活私事婚姻變故。文革過後，連著讀了她的幾部小說，字裏行間看出了華東師大的許多人事景物花草氛圍，有一種特別親近諳熟之感。每讀一本還更熟悉了一層未曾謀麵的戴厚英，漸漸地累積，識得了惟她獨有的愛深沉的恨徹骨的犀利的語言風格和學者式的思辯色彩，包括事事透露出來的壓抑不住的糾正不過的偏激。在我們這些畢業於文革前華東師大中文係的大學生中，戴厚英是個特殊的例外，但同時又是極富代表性的典範——她的才情和成就為許多人所不及，她的過失和不足又是整整一代所走過的彎路的集中體現。在我看來，她身上的每一點無論是對是錯是成功是失敗是曆史還是現實的，都可以在我們中的許多人身上找到影子。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她的作品最能引發共鳴激起波瀾的讀者群，恐怕也就是我們。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才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和她邂逅相遇。那是一次由上海電視台組織的有關海派丈夫議題的小規模座談會。我因為在文匯報上對朱學勤博士有關男士家庭職能的某篇文章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於是也被卷入了這一場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的紛爭。那次會議，朱博士自然在被邀請之列，在座的還有著名社會學家鄧偉誌先生、文匯報的徐性民先生等。我剛一入座，就發現了戴厚英，雖然從未照過麵，但我一下就認出了她——或許是在哪本書裏看過她的相片，或許更是某種來自於較多閱讀思考她的作品的心靈感應。討論會開得很熱烈，諸位先生們侃侃而談，而戴厚英卻靜靜地坐在後排，始終不發言。一直到會議主持人再三點名催促，她才開了口。完全符合我對她的想象，她一開口就**奔湧而出。她的話題並不完全粘著在所謂“海派丈夫”的問題上，談鋒極為犀利，對於她認為應該抨擊的對象毫不留情。當會議主持人努力拉回話題希望她能扣緊主題時，我看到她不加掩飾地滿麵布上了自嘲的苦笑。她說：“今天這個會讓我來參加實在是個天大的玩笑，因為我沒有丈夫，沒有這個‘海派丈夫’的體會。但我並不是不要丈夫。我跟所有的女人一樣渴望完滿的家庭稱心的丈夫幸福安寧祥和的生活。但人生並不是完全可以由理想編織出來的，許多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會有缺損，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說到這個問題，我最討厭的是人們把我稱作‘女強人’，這一稱呼隻會拉開被稱呼者與身邊所有人的距離，擴大生活中的那一份缺損，但願以後人們不要把這個稱呼強扣到我的身上，也不要強加到別的女人的身上，使我們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好丈夫。”她的那一番講話，論及社會的在我意料之中，論及她自己的卻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是因為，我讀過她的書，特別是熟讀過她那些思辯性極強的議論段落，我可以想見她在那個場合裏縱橫捭闔咄咄逼人的氣度，但是隻有在見到了她這個人，聽到她談及自己的苦惱和缺憾之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同時還是一個柔弱的無奈的渴望著得到關愛理解和支撐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