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頭兩本書，一本是《簡·愛》，他翻譯的；一本是《紫藤花園》，我創作的。
完成這兩本書是我們多年的心願。我們早已作了許多準備，可是我們一直缺少整段的操作時間。我們的主職在學校，他是外國語言文學方麵的教授，我承擔中文專業的好幾門課程。我們的大半個身子都陷在論述性的文字之中，當作家和翻譯家都是業餘的。眼看都快過了後中年時期了，我們終於痛下決心——一方麵毅然擱置下手頭的好幾件大事要事，另一方麵則很不情願卻又很主動積極地抑製和消淡去了老來相伴的依戀親情，冷酷地實行了協議式的分居：先是租了一間小小過街樓，把我放逐了進去，一關半年，直至基本完成了我那長篇的初稿方罷；再是他挾了早已完成了一半的譯稿出走，加入了作家協會組織的“冬令營”，在一座山廟旁的誦經聲和擊鍾聲裏為譯文畫下了最後一個句號。一年之中，我們分開了七八個月。
各自捧了自己的作品，相對凝望著又鬆了一圈的眼瞼，又添了幾道的皺紋，又染白了數莖的枯發，我倆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句詩來：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我倆第一次合吟這兩句名詩，是在25年前。
新婚不過一二十天，我們就要分離了。
他在上海工作，我卻被分配到了黑龍江。我必須馬上去報到。我已經因為這婚事而延宕了“畢業分配介紹信”上所規定的準備期了。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那時候管分配的人是出於怎樣的一種心態，依據的又是哪一條路數的政策，很存心地很不虧心地很以正義和道德的化身自居地，專幹拆散姻緣和造成兩地分居的事兒。且不論我——因為當年留上海的名額畢竟少，就說我們班的一名男生吧，跟一位低我們兩屆的女生戀上了，大家都知道的。到分配時，他給分到了四川，而她卻偏讓塞進了貴州省——那一年去四川的名額，其實並不緊俏。這分飛的勞燕後來很忠貞地結了婚，後來又並非自覺地生了雙胞胎。分居給他們一家四口造成的艱難，是任誰都想象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