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門，把我從書案旁驚醒。去開門不過幾步路，足下卻覺得有點發飄。門開了，是居民小組長。一位整潔而慈祥的老太太。她大睜了眼望著我，目光裏閃出關懷和同情。我知道因為我的蓬頭垢麵和眼神遊移而造成誤解了，連忙用握著筆的手和敏捷的“請進”身姿兼清純的禮貌用語顯示我的健康和熱情。老太太掃視著我房內淩亂的一切，目光在攤著稿紙的書桌上停留了片刻，然後歎了口氣。她說，上頭要來檢查了，愛國衛生，明天有空的話，打掃打掃；沒空嘛，比如說明天正好要上班，家裏沒人嘛，門關關緊，也罷——隻是那扇門，至少也應該擦一擦了。
一位熟知我的朋友對另一位我剛結識的朋友介紹我道：要找她家嗎？不必記房間號碼。站那棟樓下往上看，哪扇窗戶最髒，裏麵就住著她。
我雖然慚愧但難以改悔。顧此難免失彼，除非重新塑造出一個不癡情於文學又不忠於社會職守的全新的我來。我隻有兩隻手，已經各執一頭，生不出第三隻來。作為一名職業婦女，我注定了要把時間的大頭交予社會。而每當我好不容易湊成了連續幾天，可以不必去開會，可以不必去擠車，可以不必去空坐，可以把該上的課擠到前麵推到後麵，可以把積聚了許久許久必欲一吐為快的一切傾瀉到文稿紙上時，我就更加癡迷地把天地縮小到一把椅子一張書桌之間，一支筆一方紙之間，一片燈光所能照耀到的一小塊地方之上了。我會食不甘、睡不安，飽了肚子便可，有個被窩便可，而讓別的義務、責任、命令、諾言、甚至親人、朋友，統統都隱退到我那糊裏糊塗的意念背後。在這種時候，我豈能顧及到髒兮兮的門和窗戶？
文友鄭芸，也是寫小說的，也是女的，也很看重本職工作且又孜孜於文學創作的，一次忽問我：喂，你娘家媽媽若是到你這裏來吃飯，最看不慣而要幫你幹的是什麽？我脫口而出：鍋蓋！厚厚地積了一層油垢的鍋蓋，我老母是動用了泥水匠所用之小鐵鏟，才把它們清洗幹淨了的。鄭芸聞罷撫掌大笑道，與君同感，可憐了生了我們這等女兒的母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