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要遠行。
他是一所大學建築係的學生。實習時，到南方一座城市打工，替別人繪圖，賺了一筆對一個學生來說很可觀的錢。他決定用這筆錢去看看外麵那個精彩的世界。結合自己的專業，考察一下各地各種各樣不同風格的建築。這對他以後的人生無疑是有益的。我和他媽都支持他。隻是，他畢竟還是一個學生，沒有多少社會生活經驗，隻身作這麽遠的旅行，我們真是有點不放心。有語道：兒行千裏母擔憂。於是便問：“有伴嗎？”“邀了兩個同學。”“那好，不管錢怎麽少，一定不要節省那幾個電話費。每到一地，都要給家裏來一個電話。”他認真地點了點頭。
他出門走了。我們的心也跟著他出門走了。到了武漢，他來了電話；到了洛陽，他來了電話；到了西安，他也如期來了電話。電話，如同一根無形的線，牽著兒子和我們的心。有兩天，沒有接到他的電話，我和他媽的心，好像**秋千似的，七上八下的不踏實。這時，我們對每一次電話鈴聲，都特別的敏感，都特別的富於感情。在不知接過多少次令人失望的電話之後，那晚九點多鍾，終於接到了兒子的電話。我們的心才穩定下來。
這是他在敦煌打來的電話。他說，與他同行的兩位同學，到西安就回家了。現在隻剩下他一個人了。我連忙在電話裏對他說：“那你不要再往前走了。看了莫高窟後就打轉身回家來。”兒子很輕鬆地笑笑，執意要前行，說：“我決不半途而廢。我還是想去天山，看天池。”我看沒有辦法說服他，隻好仍舊叮囑那一句話：“每到一地，頭一要打一個電話回來。”
在烏魯木齊，他來電話了。他那萬裏之遙傳回的聲音，卻十分的清晰，就如同他在河西那座大學裏打回來的電話一樣。電話，這根魔線，把一個本來很博大很博大的世界，縮得很小很小了。把一個本來很笨重很笨重的世界，變得很輕巧很輕巧了。不禁想起毛主席滿八十歲的那一年，省裏組織幾位作家，到韶山去寫一些紀念性的文章，葉蔚林和我說的一個關於電話的故事。他說，一個農村老太太，下火車時把東西忘在車上了，急得哭了起來。車站服務員問明情況後，安慰她說：“大娘，你不要急，我給你打一個電話到下一個車站，要他們到車上把你的東西取下來。”老太太急切地問：“是電話快？還是火車快？”“當然是電話快。”老太太一把抓住服務員的手說：“求求你，快讓我坐電話去，把我的東西追回來。”……這是一個多麽沉重的故事啊！多少年後，報紙上，電視裏，經常見到農村老太太抓起新安上的電話，與遠方的親人通話，或者與外地的客戶洽談生意呢！這又是多麽輕鬆愜意的鏡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