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大山的懷抱裏長大的。
那一年，從大山裏走出來，當兵了，來到了一座海濱城市。假日，和戰友一道去逛公園。在這座海濱城市的公園裏，我見到了“山”。山間，石筍林立；山峰秀美、奇麗。然而，這山給我這個山裏人的第一個印象，卻不是美，而是：假。
秋天，挖紅薯了。一鋤下去，紅薯從土裏出來，帶著泥土，掛著須根，很美。下鍋之前，紅薯洗淨了泥土，削去了須根。美嗎？也美。可是我總覺得，似乎這美中少了點什麽。少了點什麽呢？——真。
我由此聯想到文學創作。
文學藝術，是反映生活的。如何來反映生活？是讓生活這個“紅薯”，帶著泥土，掛著須根進入到你的作品呢？還是削去須根，洗淨泥土？
一九七七年春天，粉碎“四人幫”不久，我動筆寫作一部反映煤礦生活的長篇小說。十年間，“主題先行”、“三突出”、“高、大、全”的創作模式，已經不知不覺地浸入到了我的心。此時，這些“公式”，並沒有從我頭腦中驅走。寫作中，正麵人物，完美無缺，麵麵“閃光”；反麵人物，則是外表醜陋、言語可憎，漫畫化，公式化。結果，初稿寫出後，讀起來味同嚼蠟。我絞盡腦汁，從情節的曲折、離奇方麵去做修改。改稿完成後，仍然沒有多大長進。我苦惱極了，擱下它，長達兩年沒去翻它。
一九八〇年夏，生活中一個悲涼、辛酸的故事，流到了我的心裏：一個煤礦裏，有一個礦工犧牲了，其弟頂職進礦，其妻改嫁給其弟。不久，其弟也犧牲了……
這個女人的不幸，引起我深切的同情，也誘發我動心寫那些普普通通的、卻又是可親可敬的礦工，寫那些把愛情獻給礦工的平平常常的礦工的妻子。
我們的煤礦，比起舊社會，生產條件已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於環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很難完全杜絕。因此，社會上許多姑娘不願嫁給礦工。煤礦工人，長年累月勞動在礦井裏，沒有享受自己應得的那份陽光的溫暖。然而，他們卻用自己的雙手，從地層深處取來煤炭，給人們以陽光以外的溫暖。愛情，對這些為人民貢獻光和熱的煤礦工人，是多麽不公平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