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揚揚一場大雪，春天裹著銀裝悄悄地來了。
春天，一切事業興旺的象征，一切生命的希望。
一九六二年陽春三月，我冒出了一顆文學的嫩芽：《汕頭日報》發表了我一篇五百字的短文。就是這篇短文，撩撥起我對文學的濃厚興趣。苦學苦練三年過去，也是春天，一九六五年二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終於發表了我的小說處女作《聽到故事之前》。這篇習作一麵世，立即受到文壇的注目。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這時，我剛剛二十歲。這是我人生的春天，也是我事業的春天。就在這一年，我在《人民日報》、《收獲》、《兒童文學》、《羊城晚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九篇小說、散文。正如《收獲》編輯部的編輯錢士權同誌當時寫給我的信中說的：“你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兩篇作品，在這麽多的大報大刊上發表這麽多的作品，是值得慶賀的。”
是的，我是幸運的。
誰知好景不長，不久，一場“文化大掃**”開始了。我撂筆了。
撂筆六年之後，我也複員到煤礦工作了四年。這時，在一家報紙副刊編輯的鼓動下，我又悄悄地拿起筆來，寫了不少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在報刊上發表。我哪裏知道，我此時已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四人幫”、“三突出”、“高大全”創作模式的影響。
“四人幫”一粉碎，思想上很痛快，但創作上我卻傻眼了，一時不知這小說如何寫了？經過三年多的反省，我似乎悟到了一點藝術的真諦和生活的真諦，寫出了中篇小說《山道彎彎》。此後，創作衝動有如噴發的火山。七、八年來，我出版了長篇小說三部、中短篇小說集六部、散文集一部、文學自傳一部，還有一部長篇報告文學，總計達二百餘萬字。這是我創作上的第二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