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期有每一個時期的熱門話題，每一個行當有每一個行當的熱門話題。近年來，我們湖南文學界的熱門話題，莫過於如何重振湘軍雄風了。
最近，結合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重新學習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同誌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文學藝術方麵的論述，尤其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個熱門話題，也做過一些思考。這裏，我來說幾句大實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們湖南文學界，的確書寫過在文壇“稱雄”的一頁曆史，被外界稱為“文學湘軍”，受到全國文學界的矚目。湧現了一批優秀作品，產生了一批優秀作家。在全國各種文學大獎中，我們這支“軍”的作品，占了極重的比例。
那時候，我們這支“軍”，確是刮過一陣雄風。
我們是靠什麽刮起這股雄風的呢？
**，給人們帶來災難。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破壞，不可低估。“四人幫”把文藝誣為“文藝黑線”，被徹底砸爛。許多作家，被發配到邊遠山區，舉家插隊，以一個普通農民的身份，在底層生活多年。我國的文藝，曾經出現隻有一本小說、八台戲的凋零局麵。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重性。**破壞文藝事業，打散了文藝隊伍，把一個個作家趕出了大院，貶到了基層。作家們卻在這種底層的生活中，在與人民朝夕相處休戚相關的生活中，獲取了創作的養料，變得生活的富有。記得在和葉蔚林的交談中，聽他回憶過他舉家遷到江華，和妻兒在一個生產隊插隊當農民的情景。那時，誰家蓋新房，他也去幫工，去扛木料，去挑磚遞瓦；誰家死了人，他也攏場，幫助做這做那，也去吃“白豆腐”。試想，葉蔚林如果沒有那段時期的生活，他能寫出《藍藍的木藍溪》、《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這樣震動文壇的作品來嗎？少功十六歲就下到汨羅，和農民一同勞動，一同生活。如果沒有那幾年的知青生活，他會有後來的《月蘭》、《西望茅草地》這樣的作品嗎？孫健忠文革前就帶著妻兒到湘西龍山洛塔安家落戶。文革中、文革後又經常回湘西，一住就是半年，厚實的生活帶給了他厚實的創作，使他寫出了《醉鄉》、《甜甜的刺莓》這樣的精品力作。有些作家，雖然沒有受貶，雖然不是知青，但他們本身就是工人、是農民、是軍人，一直生活在基層，經受著這場風雨。“文革”中雖然撂筆了，卻有了幾年的思考，對人生、對社會，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認識。“四人幫”一垮台，春風吹進文壇，他們就把自己多年的感受、思索，一古腦兒倒了出來。莫應豐的《將軍吟》、蕭育軒的《心聲》、《希望》、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水運憲的《禍起蕭牆》不就是這樣產生的嗎？